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

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，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所規定罪名之一，係指組織、領導以推銷商品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，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，並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，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，引誘、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，騙取財物，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行為。

犯罪構成

構成要件的內容

構成要件的內容為，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。

傳銷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類：一類可謂原始型傳銷，其傳銷的是商品，以銷售商品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；另一類可謂詐騙型傳銷，並不傳銷商品，只是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。本罪的傳銷活動，是指後一種傳銷活動。

本罪的實行行為是組織、領導詐騙型傳銷活動的行為，故參與傳銷的行為不成立本罪。換言之，本罪處罰的是傳銷活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，亦即，在傳銷活動中起組織、領導作用的發起人、決策人、操縱人，以及在傳銷活動中擔負策劃、指揮、佈置、協調等重要職責，或者在傳銷活動實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員。

「騙取財物」行為

如何理解和認定該罪的「騙取財物」？

曲新久認為，「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不以騙取財物為必要。所以，『騙取財物』屬於本罪可有可無的概念。」曲新久：《刑法學》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版，第378頁。這一觀點實際上認為，「騙取財物」並不是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要素。但是，這種解釋的合理性存在疑問。在分則條文明確規定了「騙取財物」的情況下，解釋者既不能直接宣佈其為多餘的要素，也不能直接刪除該要素；而且，否認「騙取財物」是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要素，意味著減少犯罪的成立條件，是對行為人不利的解釋，需要特別慎重。

趙秉志指出：「雖然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在界定傳銷時使用了『騙取財物』的表述，但是從實際發生的傳銷活動看，『騙取財物』並不是傳銷活動的唯一目的，因此不能將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目的僅限於詐騙財物。」趙秉志主編：《刑法修正案最新理解適用》，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，第75頁。這種觀點也值得商榷。誠然，將「騙取財物」解釋為傳銷活動的目的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，既然認為刑法條文已經將本罪的目的限定為騙取財物，就不能認為本罪還包括其他目的，否則就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。

黃太雲認為，「騙取財物——這是傳銷活動的最本質特徵。傳銷活動的一切最終目的，都是為了騙取錢財。」黃太雲：「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解讀」，載《人民檢察》2009年第6期。這種觀點實際上將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處罰對象理解為騙取財物，據此，只有當行為人客觀上騙取了財物時，才能成立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。張明楷教授認為，這種觀點存在缺陷。

張明楷教授認為，「騙取財物」是對詐騙型傳銷組織（或者活動）的描述，亦即，只有當行為人組織、領導的傳銷活動具有「騙取財物」的性質時，才成立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（如果行為人組織、領導的是提供商品與服務的傳銷組織，則不可能成立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）。作為顯示詐騙型傳銷組織（或者活動）特徵的「騙取財物」，不以客觀上已經騙取了他人財物為前提。因為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處罰對象是對詐騙型傳銷組織進行組織、領導的行為。其理由：

《關於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〉（草案）的說明》指出：「當前以『拉人頭』、收取『入門費』等方式組織傳銷的違法犯罪活動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，影響社會穩定，危害嚴重。目前在司法實踐中，對這類案件主要是根據實施傳銷行為的不同情況，分別按照非法經營罪、詐騙罪、集資詐騙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。為更有利於打擊組織傳銷的犯罪，應當在刑法中對組織、領導傳銷組織的犯罪做出專門規定。」不難看出，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的宗旨就是處罰組織、領導詐騙型傳銷活動的行為。
將刑法第224條之一理解為對詐騙型傳銷組織的組織、領導行為的處罰，非法設立詐騙型傳銷組織的行為便成為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實行行為，從而有利於禁止傳銷組織。
如果將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「騙取財物」解釋為必須客觀上騙取了他人財物，就會造成處罰的不協調。反之，只要認為「騙取財物」是顯示詐騙型傳銷組織（或者活動）特徵的要素，那麼，如果行為人確實騙取了財物，則另觸犯了集資詐騙罪或者普通詐騙罪，屬於想像競合犯，從一重罪論處。唯此，才能實現刑法的正義性。

責任形式

責任形式為故意。行為人明知自己組織、領導詐騙型傳銷活動會擾亂經濟社會秩序，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。

認定

原始型傳銷活動

組織、領導原始型傳銷活動的，成立非法經營罪，不成立本罪。刑法第224條之一處罰的是組織、領導詐騙型傳銷活動的行為，所以，組織、領導其他類型的傳銷活動的行為並不成立本罪。對組織、領導原始型傳銷活動的行為，應當認定為非法經營罪。

（1）在傳銷方式不斷演變，從傳銷「產品」向「資本運作」等名目轉變，從收取入門費向「高額加盟」轉變，懲治傳銷活動面臨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的情況下，刑法需要「全面禁止傳銷」，不是只需要禁止「詐騙型傳銷活動」。

（2）雖然當前的傳銷活動大多以騙取財物為目的，但不能據此認為當前和今後不可能存在原始型傳銷活動。

（3）雖然詐騙型傳銷活動具有更為嚴重的法益侵害性，但不能據此認為原始型傳銷活動就不具有法益侵害性。

同時觸犯集資詐騙等罪者

組織、領導詐騙型傳銷活動的行為，同時觸犯集資詐騙等罪的，屬於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罪論處。一方面，成立詐騙型傳銷組織的行為，同時就是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，因而屬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。另一方面，不應認為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存在法條競合關係，因為二者侵害的法益不同。

傳銷活動之一般參與

一般參與行為不可能成立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，但是，這並不意味著參與行為不成立任何犯罪。就原始型傳銷活動而言，參與人員的行為仍然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。就詐騙型傳銷活動而言，參與人員的行為仍然可能成立集資詐騙等犯罪。一方面，受害者並不是阻卻犯罪成立的事由，充其量僅構成酌情從寬處罰的量刑事由。另一方面，認定參與人員的行為仍然可能構成集資詐騙等犯罪，能夠維護刑法的公平正義性：組織者、領導者是詐騙犯罪的主犯，對參與人員可以作為詐騙犯罪的從犯乃至脅從犯處理。

處罰
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224條之一和第231條的規定，犯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的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並處罰金；情節嚴重的，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並處罰金。單位犯本罪的，對單位判處罰金，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，依照上述規定處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