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

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所规定罪名之一，系指组织、领导以推销商品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，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，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，引诱、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，骗取财物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。

犯罪构成

构成要件的内容

构成要件的内容为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。

传销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：一类可谓原始型传销，其传销的是商品，以销售商品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；另一类可谓诈骗型传销，并不传销商品，只是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。本罪的传销活动，是指后一种传销活动。

本罪的实行行为是组织、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行为，故参与传销的行为不成立本罪。换言之，本罪处罚的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，亦即，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、领导作用的发起人、决策人、操纵人，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、指挥、布置、协调等重要职责，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。

“骗取财物”行为

如何理解和认定该罪的“骗取财物”？

曲新久认为，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不以骗取财物为必要。所以，‘骗取财物’属于本罪可有可无的概念。”曲新久：《刑法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，第378页。这一观点实际上认为，“骗取财物”并不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要素。但是，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存在疑问。在分则条文明确规定了“骗取财物”的情况下，解释者既不能直接宣布其为多馀的要素，也不能直接删除该要素；而且，否认“骗取财物”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要素，意味著减少犯罪的成立条件，是对行为人不利的解释，需要特别慎重。

赵秉志指出：“虽然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在界定传销时使用了‘骗取财物’的表述，但是从实际发生的传销活动看，‘骗取财物’并不是传销活动的唯一目的，因此不能将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目的仅限于诈骗财物。”赵秉志主编：《刑法修正案最新理解适用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，第75页。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。诚然，将“骗取财物”解释为传销活动的目的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，既然认为刑法条文已经将本罪的目的限定为骗取财物，就不能认为本罪还包括其他目的，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。

黄太云认为，“骗取财物——这是传销活动的最本质特征。传销活动的一切最终目的，都是为了骗取钱财。”黄太云：“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解读”，载《人民检察》2009年第6期。这种观点实际上将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对象理解为骗取财物，据此，只有当行为人客观上骗取了财物时，才能成立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。张明楷教授认为，这种观点存在缺陷。

张明楷教授认为，“骗取财物”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（或者活动）的描述，亦即，只有当行为人组织、领导的传销活动具有“骗取财物”的性质时，才成立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（如果行为人组织、领导的是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传销组织，则不可能成立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）。作为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（或者活动）特征的“骗取财物”，不以客观上已经骗取了他人财物为前提。因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进行组织、领导的行为。其理由：

《关于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〉（草案）的说明》指出：“当前以‘拉人头’、收取‘入门费’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，影响社会稳定，危害严重。目前在司法实践中，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，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、诈骗罪、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。为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，应当在刑法中对组织、领导传销组织的犯罪做出专门规定。”不难看出，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的宗旨就是处罚组织、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行为。
将刑法第224条之一理解为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、领导行为的处罚，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便成为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，从而有利于禁止传销组织。
如果将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“骗取财物”解释为必须客观上骗取了他人财物，就会造成处罚的不协调。反之，只要认为“骗取财物”是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（或者活动）特征的要素，那么，如果行为人确实骗取了财物，则另触犯了集资诈骗罪或者普通诈骗罪，属于想像竞合犯，从一重罪论处。唯此，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。

责任形式

责任形式为故意。行为人明知自己组织、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会扰乱经济社会秩序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。

认定

原始型传销活动

组织、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，成立非法经营罪，不成立本罪。刑法第224条之一处罚的是组织、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行为，所以，组织、领导其他类型的传销活动的行为并不成立本罪。对组织、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行为，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。

（1）在传销方式不断演变，从传销“产品”向“资本运作”等名目转变，从收取入门费向“高额加盟”转变，惩治传销活动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，刑法需要“全面禁止传销”，不是只需要禁止“诈骗型传销活动”。

（2）虽然当前的传销活动大多以骗取财物为目的，但不能据此认为当前和今后不可能存在原始型传销活动。

（3）虽然诈骗型传销活动具有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性，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始型传销活动就不具有法益侵害性。

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等罪者

组织、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行为，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等罪的，属于想像竞合犯，应从一重罪论处。一方面，成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，同时就是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，因而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想像竞合犯。另一方面，不应认为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，因为二者侵害的法益不同。

传销活动之一般参与

一般参与行为不可能成立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但是，这并不意味著参与行为不成立任何犯罪。就原始型传销活动而言，参与人员的行为仍然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。就诈骗型传销活动而言，参与人员的行为仍然可能成立集资诈骗等犯罪。一方面，受害者并不是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，充其量仅构成酌情从宽处罚的量刑事由。另一方面，认定参与人员的行为仍然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等犯罪，能够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：组织者、领导者是诈骗犯罪的主犯，对参与人员可以作为诈骗犯罪的从犯乃至胁从犯处理。

处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24条之一和第231条的规定，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单位犯本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上述规定处罚。